邓小平有关人类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改革者，是因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最大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无知”。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所知有所不知，知道没有人无所不知，他相信市场经济才是实现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并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智者知不知
人们习惯于用知识的多寡区分人的聪明和愚笨，如说聪明人满腹经纶，愚笨者愚昧无知。
其实，就智慧而言，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不足。
智者知道自己的无知，也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愚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即便知道，也不愿承认。
所以，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据说有个雅典人曾宣称自己无所不知，要和苏格拉底辩论。辩论之后，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说：我比这个人聪明！学生问：何以见得？苏格拉底答道：我们两人都不知什么是善恶，但他以为自己知道，而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比他聪明一点。
莎士比亚说：“傻瓜认为自己是聪明人，而聪明人自认为自己是傻瓜。”
哲学家罗素说：“有关我们时代最痛苦的一件事是，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确定无疑的人都是些傻瓜，而那些有一定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则充满疑惑，犹豫不决。”
任何科学发现，都从承认无知开始。
无知者无畏
为什么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而傻瓜不知道自己无知？
因为，一个人产生和拥有某种知识的能力，也正是评价该知识本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缺乏这种技能，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可能获得这种知识，也意味着他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具有这种知识。比如说，一个不懂得语法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语法上犯了错误；反之，一个懂得语法的人，知道自己写的句子是否犯了语法错误。
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杜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基于四个心理学实验（涉及欣赏幽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语法能力等），贾斯汀·克鲁格和大卫·杜宁于1999年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给出如下结论：低能力的人有一种“虚幻的傲慢”（illusory superiority），会错误地高估自己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偏差来自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能力的匮乏；由于缺乏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自我意识，他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业绩，而且高估程度与实际能力成反比。比如实验中成绩最低一组的参与人，平均实际成绩排名在第12个百分点，但参与者的自我评价排名在第62个百分点，不仅远高于实际排名，而且高于平均排名（第50个百分点）。
杜宁-克鲁格效应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比如，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和我同考场的几个考生每门课考完都谈笑风生，感觉良好。但他们没一个人最终考上大学。越不知道什么不是正确答案的人，越不可能知道自己考得糟糕。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一个表现是俗话讲的“无知者无畏”，作者在他们论文开头引用的犯罪例子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注释。1995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麦克阿瑟·惠勒尔的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相继抢劫了两家银行，并且在抢劫时没做任何伪装。当天晚上11点，电视新闻节目播出了银行的监控录像，惠勒尔很快被拘捕了。当警察给他播放监控录像的时候，他一脸愕然，喃喃自语道：“我脸上可涂着柠檬汁啊！”原来，他以为只要脸上涂上柠檬汁，监控摄像机就难以识别其真面目。正是这种错误知识导致了他的不幸。
杜宁-克鲁格效应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不仅因为它给无能者带来个人悲剧，更在于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不止一位哲人曾说过，人类历史上许多坏事是好人干的。好人之所以干坏事，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计划经济的悲剧，就是好人干的坏事。
哈耶克的信徒
哈耶克为什么在他年富力强、学术声誉大振时，从经济学转向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要不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几乎被主流经济学界遗忘，而他获奖的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初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这一理论至今不被主流经济学待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猜想，哈耶克之所以“改行”，是因为他意识到在经济学领域自己竞争不过凯恩斯。毕竟，许多原来他的追随者相继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并且博得大名，这不能不使他心灰意冷。
我现在认识到，这个猜想太肤浅！哈耶克转向哲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是，那场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辩论使他认识到，如果不能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市场，就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不可能摧毁人们对计划经济的信念。他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内，市场和计划难分伯仲，这就是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欢呼奥斯卡·兰格已赢得大辩论的原因。兰格正是用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证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计划经济的幽灵仍然不时登堂入室，它的护身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
哈耶克为市场经济提供的认识论基础，集中包含在他跨越半个多世纪写的五篇论著中，包括：《经济学与知识》（1937年）、《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年）、《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1968年）、《假装有知》（1975年）和《致命的自负》（1988年）。其中《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学术思想的精华。
哈耶克的基本思想是，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市场之所以优越于计划，就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递的困难。在一个由众多人组成的分工社会，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有关资源、技术和偏好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拥有，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识，每个人又都是无知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本质上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经济问题实际就是一个如何运用分散化知识的问题。
在哈耶克看来，从根本上讲，市场是一个认知装置，是一个生产和传递信息的过程。通过价格和蕴藏在每个个体中的企业家精神，市场把分散的知识传递给分散的决策者，从而使他们能彼此协调行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断生产出新知识、新资源和新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分散化的知识不可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中央计划机关，任何试图这样做的行为都会导致信息本身的消散。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关资源和环境的知识是不断变化的，更由于大部分与经济决策有关的知识是主观的，是如迈克尔·博兰尼讲的“默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这些默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编码，因而没有办法以非价格的渠道传递。
在西方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的失败，最普遍的解释是它不能给个体提供恰当的激励。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的自私。这种解释当然没错。但哈耶克证明，即使撇开人的自私，仅仅由于人的无知，就足以导致中央计划的失败。利他主义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的命运。
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实际上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没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本质。他们以为，经过适当方式挑选出的专家组成的某个权力机关，只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总有办法收集到制定经济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实际上，他们把有关事实性的“科学知识”和统计信息，理解为制定计划唯一需要的知识，没有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但不能系统组织的知识——默性知识，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某种优势，只有当立基于这种知识的决策是每个个体做出，或者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知识才能得到运用。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拥趸的幼稚是“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使他们无法洞见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和分散决策中体现的企业家精神，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中央计划取代个体决策，导致了人类的灾难。
当然。人类的无知也意味着，市场可能出现协调失败，企业家也会犯错误。
但是，在考虑一种经济制度的可欲性时，我们不应该把现实中的某种制度与经济学家想象的、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相比较，而应该在不同的实际制度之间做比较。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总是有效率的，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由于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人们总是有积极性即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无论这种错误是别人犯的还是自己犯的。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就是另一个企业家的赚钱机会。纠正别人的错误有利可图，纠正自己的错误可以减少亏损。因此，市场是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机制。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大权在握的决策者既没有纠正错误的竞争压力，也没有纠正错误的盈利动机。事实上，他们最有积极性做的，可能是错上加错地掩盖错误，结果通常的情况是，一系列的小错误累计成大错误，直至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甚至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哈耶克是何许人也。但从中外计划经济的实践中，他领悟到了哈耶克从认识论角度证明的结论：市场优于计划。他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因而相信农民自己种地比公社干部指挥农民种地好，“傻子”年广久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企业家决策比官员决策更有效，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这就是邓小平发起市场化和分权化经济改革的认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讲，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遗憾的是，由于不理解哈耶克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负”不能自拔。他们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假装自己无所不知，貌似“艺高人胆大”，实则是“无知者无畏”，一会儿建议搞产业政策，一会儿沉迷于刺激总需求，结果是，根据他们意见制定的政策不仅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伤害。
改革就是干中学
邓小平有关人类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与哈耶克一样，邓小平认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是持续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设计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的原因。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明白，经济-社会改革不同于盖大楼、修大桥，不可能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施工，而必须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渐进式改革思路最直观、最朴素、最形象的表达。它的认识论基础是，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所有知识一样，改革所需要的知识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任何个体和领导集团都不可能拥有操作改革过程所必须的所有知识，邓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不断受到批评。不论批评者对它的缺点讲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实际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负”，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就我所知，国家体改委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为己任，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总体改革方案，但每一个方案充其量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没有一个方案称得上是施工蓝图。这不是因为起草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制定一个改革蓝图所需要的足够知识。
邓小平明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识是实践知识，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不同改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陆续地显现出来。因此，他主张改革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搞“眉毛胡子一把抓”。邓小平对“一揽子改革方案”不感兴趣。
由于同样的原因，邓小平主张搞改革先搞试验，试验取得成功后再大胆推广。最为世人称道的试验是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它们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试验区，承担着为未来中国探索一条出路的使命。
事实上，在邓小平时代，没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不是从试验开始的。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工资和用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概无例外。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这样重大的举措，他也说，可以先试试，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实在不行了再关掉。
邓小平知道，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改革过程中免不了犯错误，但不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必要调整留出余地。他总是鼓励各级官员大胆地试、勇敢地闯，不要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不要怕犯错误。他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因而在他的领导下，宁可改革犯错误，也绝不允许不改革，便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氛围。许多成功的改革举措都是各级地方官员冒着风险闯出来的。
邓小平知道，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许多知识和思想观念存在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对外开放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从来没有想过害怕苍蝇飞进来就把大门关上。1978年访问日本时，他曾说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他坚持“拿来主义”，派遣官员出国考察，鼓励年轻学者出国留学，邀请外国专家为中国出谋划策。他把吸引外资当作引进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战略性举措，拒不接受“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指控。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并且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国际友人提供的信息，可以减少由于无知导致的决策失误。
邓小平有自知之明。他行事果断，但不刚愎自用。即使不是他发起的试验，只要行之有效，他就给予支持。他做出的决策，如果事后证明有误，他会适时调整。对他没有知识和信息做出判断的新事物，他不轻易表态，而是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等自己有了足够的信息后再一锤定音，因为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明白自己在经济事务上不是高手，因而把经济决策委任于更熟悉经济事务的其他领导人。即使在他最擅长的外交领域，他也不急于解决那些棘手但并不迫切的难题，因为他相信，后人比今天的人更聪明、更有智慧解决好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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