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是中共四十余年来首位理论家入常，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进入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视野，到底是经由吴邦国、曾庆红亦或“帝师”汪道涵三人中谁的推荐，至今难觅芳踪。但如西媒所言王是中共继陈伯达之后“四十余年来首例理论家入常”，则毫无争议。陈是在“非常时期”文革前夜的1966年被一言九鼎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拔擢入常，随即毛发动文革，陈被委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要职。由此可见，理论家入常难度之大。
外界注意到，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无论国内考察亦或外访，习近平身边都有王沪宁和中办主任栗战书“一文一武”随侍左右。更有细心者指出，江胡时代王沪宁虽然也是时常与中办主任一同随侍中共总书记，但并非和中办主任一样，每场必到。而习时代，王沪宁除了进入政治局（兼政研室主任），习近平所到之处身边只要有栗战书，必定也有王沪宁。
分析人士指，作为核心智囊和幕僚的王有着良好的政治敏感性和直觉，行事亦极为低调，几乎谢绝和推掉一切媒体采访，避免招摇和卖弄，因而先后获得中共三任总书记的信任。此次理论家的王沪宁成功登顶政治局常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习近平对王个人人品、政治人格及其政治理论能力的高度重视。
外界普遍相信，本次党代会“习思想”毫无悬念写入党章，只待党章全文公布。而早在2016年5月，习近平罕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当时习就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观察人士指，自毛邓之后，中共政权从英雄主义时代进入平庸政治时代，这决定毛邓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无法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去推进和实现治国理政。因此就迫切需要升华出一套新的、系统的政治理念、思想、战略，借此巩固执政合法性和权威，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治国救党实践。习近平对理论以及理论创新的异常看重，正是有着新时代新需要的影子。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政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正如王岐山所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正处于历史进程中又一个权力向中央集中的周期。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思潮认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有必要的集权。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曾有一份报告，力陈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被指是“新权威主义”集中表达。该思潮近来得以在中国理论界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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