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习近平喊话，不改革开放请下台

今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40周年。在大陆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在迅速传播，文章题目是《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该文罗列了邓小平讲话的一些内容。应该说文章并无新意，但它唤醒人们对南巡的记忆，触动了他们对当今中国和自己命运的深深忧虑。

文章介绍了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时在武昌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发展或发展慢了都不行。而怎么发展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为什么老百姓会广泛转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它们对习近平当政政治倒退的不满。习近平钳制言论、个人崇拜、党领导一切以及扫黑除恶等一系列极左言论和政策使人们感觉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已经终止，中国正在开历史的倒车，重返毛泽东的文革极权主义路线，要搞阶级斗争。

文章中所选择的邓小平的话是有明显针对性的，实质是对习近平的喊话：一是，引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话是告诉习近平极左路线不得人心。二是，“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这句话就是老百姓警示习近平：习书记，不要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花活，文革中我们玩过。你不改革开放，你就请下台。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要以为中国老百姓傻，其实你的那一套，俺们在毛泽东文革中和薄熙来小文革中都见识过。要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理，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邓小平南巡的历史。邓小平南巡，又称九二南巡，是指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它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为什么邓小平会以私人的名义南巡？其原因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随后的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引发了中共高层对改革开放的争论。江泽民上台后，对政局看不清楚，成天与李鹏混在一起，以为六四证明改革开放的路走不通，还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在1990年1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鹏强调：“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改革措施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他所谓的“治理整顿”，实际上就是延缓经济改革的进程，并重新转向全面公有制，结束改革开放。对此，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91年2月15日，就使用笔名“皇甫平”，发布了三篇文章鼓吹改革开放，内容核心为：“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皇甫平”其实是《解放日报》三人写作小组使用的笔名，负责人是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其幕后操纵者就是邓小平。对此，在京媒体《求是》、《光明日报》等纷纷发文围剿“皇甫平”。

否定改革开放的浪潮引起了邓小平的强烈不满。这老爷子一生的功名就是改革开放，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生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邓小平决定模仿当年的毛泽东。也来一次南巡。他没有跟江泽民打招呼，1992年1月17日，与邓楠等乘坐他的专列车出发了。18日上午10点半，列车到达武昌火车站。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已在站台迎接。邓和它们就在月台上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半小时后邓小平上车离开。他的讲话内容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4点内容。邓小平要求关广富将自己的话原汁原味的转告给北京当局。由于南巡是私人出访，所以，国内官媒并无报道。20日中午，香港无线记者电话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称收到邓小平在深圳访问的消息，希望予以证实。黄新华间接予以了证实。他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当天中午1时，无线新闻报导时放出此录音，至此邓小平南巡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邓小平南巡的真实目的，外界仍不清楚。其实，在中共历时上有过两次南巡，一次是毛泽东1971年8月15－9月12日南巡，有趣的是第一站也是武昌火车站。毛泽东南巡的目的是罢黜林彪。他沿途找官员谈话，敲山震虎，逼迫林彪束手就擒。邓小平南巡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样，就是要罢免江泽民。邓小平觉得自己选错了人。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向江泽民下了最后通牒：“谁不改革谁下台。”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做好撤换江泽民的准备，由朱镕基取而代之。只是，邓“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 加之，江泽民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滑头的人，此时如梦方醒，马上改口，高喊改革开放，对邓小平一再表衷心。邓小平年事已高，也无力再折腾了。

邓小平南巡已经过去了27年，回首过去的改革开放历程，其实邓小平南巡既加快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开启了市场经济之门，但此次改革开放已经不能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同日而语了，因为从此中国开始变成了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制度－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道德沦丧。但为什么中国人还要怀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通过多年与大陆朋友的交往，我认为，他们的心理是共产党的确不是个好东西，但换一个政党未必好到哪里去。只要共产党沿着目前经济发展的道路走，迟早会走向民主宪政，因为这些权贵资本家也需要司法公正，也需要公平正义啊。政治改革前一发动全身，要事缓多圆，急不得。当前中国的确问题很多，但我不一定运气差，碰得上雷洋、聂树斌那样的灾难。有没有选举权和言论自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不折腾，不要搞运动和阶级斗争。我没有民主、自由、法治，但可以把孩子送出去，或许可以在西方国家生存，间接地也有了人权。中国老百姓的这些想法当然是不正确，充满了自私、功利，但问题在于历经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安居乐业不折腾就是老百姓的想法。其实，这种功利的想法也并非中国人有，早期美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美国《独立宣言》也这样写道：“过去的一切 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也不想为申冤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中国人怀念南巡，是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也的确生活富裕了。他们不愿去区分第一次或第二次改革开放，他们只想平安地生活，即使有腐败、有雾霾、有强拆和有冤案。但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时代让他们恐惧不安，因为没有人真正愿意回到毛泽东的贫穷、愚昧和红色恐怖时代。用了几十年空调、电视又有谁愿意重新拿起蒲扇和收听广播？习总书记，不改革开放就请下台！中国和习近平都来到了历史的风陵渡口。

张维迎：知不知，小平也（国内又被刪除了）

邓小平有关人类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改革者，是因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最大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无知”。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所知有所不知，知道没有人无所不知，他相信市场经济才是实现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并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智者知不知

人们习惯于用知识的多寡区分人的聪明和愚笨，如说聪明人满腹经纶，愚笨者愚昧无知。

其实，就智慧而言，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不足。

智者知道自己的无知，也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愚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即便知道，也不愿承认。

所以，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据说有个雅典人曾宣称自己无所不知，要和苏格拉底辩论。辩论之后，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说：我比这个人聪明！学生问：何以见得？苏格拉底答道：我们两人都不知什么是善恶，但他以为自己知道，而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比他聪明一点。

莎士比亚说：“傻瓜认为自己是聪明人，而聪明人自认为自己是傻瓜。”

哲学家罗素说：“有关我们时代最痛苦的一件事是，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确定无疑的人都是些傻瓜，而那些有一定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则充满疑惑，犹豫不决。”

任何科学发现，都从承认无知开始。

无知者无畏

为什么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而傻瓜不知道自己无知？

因为，一个人产生和拥有某种知识的能力，也正是评价该知识本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缺乏这种技能，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可能获得这种知识，也意味着他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具有这种知识。比如说，一个不懂得语法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语法上犯了错误；反之，一个懂得语法的人，知道自己写的句子是否犯了语法错误。

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杜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基于四个心理学实验（涉及欣赏幽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语法能力等），贾斯汀·克鲁格和大卫·杜宁于1999年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给出如下结论：低能力的人有一种“虚幻的傲慢”（illusory superiority），会错误地高估自己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偏差来自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能力的匮乏；由于缺乏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自我意识，他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业绩，而且高估程度与实际能力成反比。比如实验中成绩最低一组的参与人，平均实际成绩排名在第12个百分点，但参与者的自我评价排名在第62个百分点，不仅远高于实际排名，而且高于平均排名（第50个百分点）。

杜宁-克鲁格效应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比如，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和我同考场的几个考生每门课考完都谈笑风生，感觉良好。但他们没一个人最终考上大学。越不知道什么不是正确答案的人，越不可能知道自己考得糟糕。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一个表现是俗话讲的“无知者无畏”，作者在他们论文开头引用的犯罪例子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注释。1995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麦克阿瑟·惠勒尔的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相继抢劫了两家银行，并且在抢劫时没做任何伪装。当天晚上11点，电视新闻节目播出了银行的监控录像，惠勒尔很快被拘捕了。当警察给他播放监控录像的时候，他一脸愕然，喃喃自语道：“我脸上可涂着柠檬汁啊！”原来，他以为只要脸上涂上柠檬汁，监控摄像机就难以识别其真面目。正是这种错误知识导致了他的不幸。

杜宁-克鲁格效应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不仅因为它给无能者带来个人悲剧，更在于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不止一位哲人曾说过，人类历史上许多坏事是好人干的。好人之所以干坏事，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计划经济的悲剧，就是好人干的坏事。

哈耶克的信徒

哈耶克为什么在他年富力强、学术声誉大振时，从经济学转向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要不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几乎被主流经济学界遗忘，而他获奖的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初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这一理论至今不被主流经济学待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猜想，哈耶克之所以“改行”，是因为他意识到在经济学领域自己竞争不过凯恩斯。毕竟，许多原来他的追随者相继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并且博得大名，这不能不使他心灰意冷。

我现在认识到，这个猜想太肤浅！哈耶克转向哲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是，那场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辩论使他认识到，如果不能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市场，就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不可能摧毁人们对计划经济的信念。他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内，市场和计划难分伯仲，这就是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欢呼奥斯卡·兰格已赢得大辩论的原因。兰格正是用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证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计划经济的幽灵仍然不时登堂入室，它的护身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

哈耶克为市场经济提供的认识论基础，集中包含在他跨越半个多世纪写的五篇论著中，包括：《经济学与知识》（1937年）、《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年）、《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1968年）、《假装有知》（1975年）和《致命的自负》（1988年）。其中《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学术思想的精华。

哈耶克的基本思想是，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市场之所以优越于计划，就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递的困难。在一个由众多人组成的分工社会，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有关资源、技术和偏好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拥有，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识，每个人又都是无知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本质上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经济问题实际就是一个如何运用分散化知识的问题。

在哈耶克看来，从根本上讲，市场是一个认知装置，是一个生产和传递信息的过程。通过价格和蕴藏在每个个体中的企业家精神，市场把分散的知识传递给分散的决策者，从而使他们能彼此协调行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断生产出新知识、新资源和新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分散化的知识不可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中央计划机关，任何试图这样做的行为都会导致信息本身的消散。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关资源和环境的知识是不断变化的，更由于大部分与经济决策有关的知识是主观的，是如迈克尔·博兰尼讲的“默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这些默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编码，因而没有办法以非价格的渠道传递。

在西方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的失败，最普遍的解释是它不能给个体提供恰当的激励。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的自私。这种解释当然没错。但哈耶克证明，即使撇开人的自私，仅仅由于人的无知，就足以导致中央计划的失败。利他主义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的命运。

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实际上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没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本质。他们以为，经过适当方式挑选出的专家组成的某个权力机关，只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总有办法收集到制定经济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实际上，他们把有关事实性的“科学知识”和统计信息，理解为制定计划唯一需要的知识，没有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但不能系统组织的知识——默性知识，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某种优势，只有当立基于这种知识的决策是每个个体做出，或者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知识才能得到运用。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拥趸的幼稚是“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使他们无法洞见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和分散决策中体现的企业家精神，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中央计划取代个体决策，导致了人类的灾难。

当然。人类的无知也意味着，市场可能出现协调失败，企业家也会犯错误。

但是，在考虑一种经济制度的可欲性时，我们不应该把现实中的某种制度与经济学家想象的、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相比较，而应该在不同的实际制度之间做比较。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总是有效率的，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由于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人们总是有积极性即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无论这种错误是别人犯的还是自己犯的。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就是另一个企业家的赚钱机会。纠正别人的错误有利可图，纠正自己的错误可以减少亏损。因此，市场是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机制。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大权在握的决策者既没有纠正错误的竞争压力，也没有纠正错误的盈利动机。事实上，他们最有积极性做的，可能是错上加错地掩盖错误，结果通常的情况是，一系列的小错误累计成大错误，直至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甚至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哈耶克是何许人也。但从中外计划经济的实践中，他领悟到了哈耶克从认识论角度证明的结论：市场优于计划。他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因而相信农民自己种地比公社干部指挥农民种地好，“傻子”年广久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企业家决策比官员决策更有效，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这就是邓小平发起市场化和分权化经济改革的认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讲，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遗憾的是，由于不理解哈耶克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负”不能自拔。他们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假装自己无所不知，貌似“艺高人胆大”，实则是“无知者无畏”，一会儿建议搞产业政策，一会儿沉迷于刺激总需求，结果是，根据他们意见制定的政策不仅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伤害。

改革就是干中学

邓小平有关人类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与哈耶克一样，邓小平认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是持续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设计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的原因。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明白，经济-社会改革不同于盖大楼、修大桥，不可能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施工，而必须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渐进式改革思路最直观、最朴素、最形象的表达。它的认识论基础是，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所有知识一样，改革所需要的知识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任何个体和领导集团都不可能拥有操作改革过程所必须的所有知识，邓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不断受到批评。不论批评者对它的缺点讲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实际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负”，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就我所知，国家体改委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为己任，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总体改革方案，但每一个方案充其量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没有一个方案称得上是施工蓝图。这不是因为起草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制定一个改革蓝图所需要的足够知识。

邓小平明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识是实践知识，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不同改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陆续地显现出来。因此，他主张改革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搞“眉毛胡子一把抓”。邓小平对“一揽子改革方案”不感兴趣。

由于同样的原因，邓小平主张搞改革先搞试验，试验取得成功后再大胆推广。最为世人称道的试验是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它们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试验区，承担着为未来中国探索一条出路的使命。

事实上，在邓小平时代，没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不是从试验开始的。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工资和用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概无例外。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这样重大的举措，他也说，可以先试试，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实在不行了再关掉。

邓小平知道，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改革过程中免不了犯错误，但不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必要调整留出余地。他总是鼓励各级官员大胆地试、勇敢地闯，不要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不要怕犯错误。他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因而在他的领导下，宁可改革犯错误，也绝不允许不改革，便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氛围。许多成功的改革举措都是各级地方官员冒着风险闯出来的。

邓小平知道，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许多知识和思想观念存在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对外开放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从来没有想过害怕苍蝇飞进来就把大门关上。1978年访问日本时，他曾说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他坚持“拿来主义”，派遣官员出国考察，鼓励年轻学者出国留学，邀请外国专家为中国出谋划策。他把吸引外资当作引进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战略性举措，拒不接受“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指控。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并且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国际友人提供的信息，可以减少由于无知导致的决策失误。

邓小平有自知之明。他行事果断，但不刚愎自用。即使不是他发起的试验，只要行之有效，他就给予支持。他做出的决策，如果事后证明有误，他会适时调整。对他没有知识和信息做出判断的新事物，他不轻易表态，而是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等自己有了足够的信息后再一锤定音，因为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明白自己在经济事务上不是高手，因而把经济决策委任于更熟悉经济事务的其他领导人。即使在他最擅长的外交领域，他也不急于解决那些棘手但并不迫切的难题，因为他相信，后人比今天的人更聪明、更有智慧解决好这些问题。

晚清崩溃前的四大现象

一、拒绝承认掉入“塔西佗陷阱”，大清无限期拖延宪政改革

大清末期，数千自费或公费的有为青年远赴重洋留学，他们犹如第一批挣脱两千余年极权囚笼的鸟儿，亲眼见证并认识了强大的西方世界。在自由的天空下，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大清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来源于制度的落后。为此， 他们展开了积极而艰辛的有关“救国存亡”之路的探索。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学识结社、办报、翻译西方典籍、宣传先进理念与思想，成为一粒粒唤醒民众的火种。

正是在在国内外“私媒”的大力宣传与启蒙下，才导致不断地有大清臣民从“天朝上国”的酣梦中醒来，对大清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质疑，直至不再相信他们的任何虚假宣传，将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当作调侃的笑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大清明面上推崇的是孔儒等传统文化，实际上推行的却是《商君书》中的贫民、弱民、愚民的既定国策。

最终，两股思潮的急剧冲突终于酿成了大清朝严重的官民对立，陷于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的大清统治集团只能依靠毫无底线的“抓人”与“判刑”来制造恐惧、打压这股觉醒的思潮与进步的力量。然而，随着清醒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来自民间的反弹力度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内外舆论与列强施加的压力，甚至连久居深宫内苑、刻苦钻研权谋术与管家婆思维的老慈禧也意识到“非君主立宪制不能救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也”！

于是，在老慈禧的主持大局下，大清终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只可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终在涉及到八旗勋贵的既得利益时，再一次遭到了来自利益集团内部的强势阻挠----他们不仅在会议上集体围攻改革中坚袁世凯，甚至还唆使“坏太监”们用臭鸡蛋狂砸让他们这帮“阉货”集体失业的老袁同志。关键时刻，老慈禧并没有站在“改革派”这边，出于对于失去“绝对掌控权力”的恐惧，她最终还是听从老袁的建议宣布将改革的期限推至十二年以后，将改革的大难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最终，就算有徐锡麟这种壮勇之士在公堂之上如猛虎般咆哮“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也未能唤醒矢志“醉生梦死”、“娱乐至死”的大清权贵集团的惊觉与猛回头。

二、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却致力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大清君君臣臣、上上下下陷于新盛世的“囚徒困境”

世界瞬息万变，大清国破如斯，八旗勋贵们却热衷于提笼架鸟、搂着洋婆子热舞寻找“新乐子”，连最起码的“危机意识”也没有。他们不相信塔西佗陷阱，不相信市场经济，不相信民主法治，一次次白白葬送改革的大好机遇，直至逼迫精英阶层走上由“对抗”转化为“反抗”的老路。实际上，任何极权的崩溃都是从人民对他的不信任开始的。

当一个政权失去人们的拥护，并不单单是因为它有多邪恶，而是它在文化上、趣味上变成了一种拙劣可笑的东西。人们不会忘记，在苏联、东德的末期，在几乎每一个极权社会的末期，都曾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嘲笑它、鄙视它，这样的政权基本就踏上了一条不可逆的死亡之旅。

老慈禧执政期间，尚且知道启用一批“汉人能臣”——让他们充当“中流砥柱”对大清这艘破船进行缝缝补补，大搞“拆了东墙补西墙”的面子工程的干活。然而，自从老慈禧不幸嗝屁后，大清政权便旁落入摄政王载沣与庆亲王奕劻之手，这哥俩一个弄权一个敛财，先后撵走袁世凯气死张之洞，连“裱糊匠”的面子工程也懒得去打理了，只是一味地追求“有权任性”，执政就像过家家般想一出是一出，带领一帮八旗家丁全面实施打砸抢烧的高压政策，最终玩残了别人也玩残了自己，葬送掉了大清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

可以说，大清统治集团在不断地给人民制造恐惧、画地为牢、严加管控的同时，也正在为自己挖好的坟墓砌上一块块“封门砖”，为自己的寿终正寝提前敲响了丧钟。有鉴于此，留给后人的启示就是：凝望深渊的人要极力避免自己也掉进深渊，编制牢笼的人一定不要将自己打造成权力的囚徒！“囚徒困境”，并不单指百姓会深陷其中，“有权任性者”似乎更难迷途知返。光绪是被慈禧软禁的“替罪囚徒”，慈禧是被八旗勋贵绑架并为其服务的“权力囚徒”，八旗勋贵又何尝不是被既得利益绑架并走向自我毁灭的“盛世囚徒”？

三、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隐而待发，逐渐酝酿堆积形成“明斯基时刻”

在八旗勋贵与一帮阔佬遗少的顽强阻击下，大清的改革最终功亏一篑。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在八旗家丁们“有权任性”的胡乱折腾下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急剧攀升态势。

简单归纳起来，大清的社会危机主要包括：一、诚信危机。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官员视民众如草芥民众视贪官为仇敌。道德沦丧土匪横行，底层互害高层内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无论宣传什么表什么态干什么事都玩不转了。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包括通胀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三部分。大清虽然号称GDP天下第一，但是大部分税收都变成了列强与八旗勋贵们共同瓜分的蛋糕，民众所得少之又少。政府举债，铜钱贬值，外资银行逐渐控制着大清的经济命脉，洋货不断冲击着传统手工业，民众的购买力降至史上最低点。三、灾难危机。大清末年，西方工业蓬勃兴起，大清却仍然安于自给自足的小自然经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每遇灾荒之年，农民流离失所，官府却拒绝施予任何救助。被逼上绝境的灾民，要么“易子而食”，要么“啸聚山林”，朝廷追加的“剿匪”饷银几乎占去大清财税的半壁江山。

大清统治集团轻视各种危机却致力于“暴力维稳”的结果，注定了“明斯基时刻”的必然降临。所谓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指的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 （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贵金属货币年代，危机总爆发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政府入不敷出，最终宣布破产；疯狂印钞年代，危机总爆发的主要形式表现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最终激起民怨。

四、大清臣民自扫门前雪，坐等蝴蝶轻轻挥动翅膀引发剧烈震荡的“蝴蝶效应”

既然没有人愿意去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没有人有勇气去排解各种社会危机，那么，唯一的解决之道就只剩下继续挥舞胡萝卜和大棒隐瞒危机打压真相，一厢情愿地将灾难爆发的时间无限期向后拖延，直至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毁灭性灾难----说白了就是举国沉沦，大家一起坐着等死！那年头，谁都看明白了，既然说真话有风险，那就继续自娱自乐地歌颂盛世直至娱乐至死吧！

谁都知道雪崩之前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但是为了苟且残喘大家还必须艰难地活下去，大清国民与大清统治集团比拼的就是谁活的时间更长。谁都知道泥足巨人必然坍塌，谁都知道深刻巨变终会到来，但是深受明哲保身的传统熏陶的大清臣民就是打死也不往外说。但是下意识里，他们总在盼望有一只美丽的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一下翅膀，有一声轻嘘提前引爆雪灾，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从天而降！直到那时，大家才会轻吁一口气：谢天谢地谢上帝，总算彻底解脱了！

既然大清统治集团迷恋枪杆子的威力与笔杆子的魅力，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建议，执意一条道走到黑，那么，迎接它的就必然是被暴力推翻！问题是，大清体量庞大，很难轻而易举地去撼动它的根基，除非强有力的局部哗变或者全面爆发抗争才能让它轰然坍塌。但是，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先驱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各种“敲山震虎”的方式一步步去撬动强权的缝隙。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先驱们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的舍身取义下，才导致了一只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了一下翅膀！正所谓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传说中的那只蝴蝶就是发生在湖北武昌军营内的一次“意外哗变”！武昌起义打响了幸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像一只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了一下翅膀，迅速引发了全国的连锁反应最终，看似无比强大、拒绝任何改良建议的大清腐朽王朝，终于在漫天蝴蝶挥舞的翅膀下灰飞烟灭，三岁的清帝溥仪在北洋嫡系的逼宫下发布了“退位诏书”----这难道不正应了那句“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的预言吗？

大清灭亡留给后人的启示就是：看似武装到牙齿、强大到爆、不可一世的强权，实则百弊丛生、腐朽糜烂、不堪一击；而看似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民主制度，实则是安装了各式减压阀、自我修正能力极强、能及时排解社会怨恨的实用良方！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清的悲剧会不会成为高悬的明镜或警钟？人人都知道他们将自己活成了一个卑劣无耻的笑话，他们自己却总将自己当成神话不会破灭的盛世传奇！

俞敏洪女性堕落论，成为热点，连夜道歉网民不收货

俞敏洪因为一段话，成为热点：

“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而不是说，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写了一个核心素养，大家去读，就能改变教育的方向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中国所有的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的滚瓜烂熟。

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中国现代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这个论述，最有意思的在于，创造了极多的吐槽点，列举一下：

一、现在整个中国是堕落的。这个判断很大胆，但支持它的证据是什么？可以给数据，贫穷加剧、犯罪率上升、平均寿命降低、教育程度下降、等等，但都没有，这就可以各说各话了，反正都是主观判断。

二、中国现代女性挑选男人的标准都是“会赚钱不要良心”，这与事实不符，女性挑选男人的标准很多，一个脑子没问题的女性，将标准定为“会赚钱又有良心”，不是更有利于自己吗？赚钱与良心并不冲突，大家问问自己就行，你比10年前更有钱（这个比例是高的）,你是不是比10年前的良心少了？应该是差不多的，甚至良心更好了。比我有钱的，是不是良心比我差？而比我穷的，是不是良心总是比我好？就说俞敏洪吧，上百亿的身家，按他自己的逻辑，要良心极其不好，才能赚这么多钱。

三、女性找男人的坏标准造就了中国的坏男人。一个男人，在结婚之前，最重要的女人是他妈妈，是先按妈妈的标准成长的。据我观察，妈妈要求儿子，普遍还是正常的，既让他们背唐诗宋词，也教他们公序良俗。一个男人，在结婚之后，除了老婆，至少50%，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女人，他的女儿，女儿对父亲的要求，更不会出差错。就算老婆都是坏人，妈妈与女儿也是好人，好坏的比例关系还是1.5比1，是正面的。

四、中国赚钱的，是不是都是男人？女人一点也不少，又赚钱又养家的女人，多得是。赚钱的男人都坏掉了，也得考虑这部分赚钱的女人对中国的影响吧？

五、还有，犯罪是论行动的，不是论思想。就算俞敏洪所说的成立，中国堕落，原因在于中国女人的坏思想与中国男人的坏行动，那还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男人们应该承担责任。俞敏洪这段话，男人更生气才对，这就是把中国男人描述成是中国女人养的僵尸，毫无自己的思想与选择，什么时候这么惨了？我们多数时候，是不听女人话的！你让我赚钱，我偏不赚钱；你让我戒赌，我偏不戒赌。

俞敏洪后来道歉了，说他的原意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忽视了精神的修炼。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这怎么是道歉，这不是同样的意思再说一遍嘛：国家不好，女人要背锅。

其实，按照俞敏洪的逻辑，他的道歉应该这么说：我之所以乱说，是因为我老婆糊涂，否则我也不会糊涂，女性乱说则男人乱说，不要怪我，去怪我老婆。——哈，这只是个玩笑，希望俞太不要见怪。

李克强新加坡千人晚宴致辞不用稿还加英文，对比习近平独见林郑念稿六分钟，你这是给习包子上眼药吗？

习近平会见香港特首时，竟然在下属面前读稿足足6分钟，而且看一眼读一句，令人非常惊讶！当习发言后，轮到林郑发言时，她完全不看讲稿，一口气背出长达2分钟09秒的演词，展现好口才本色。紧接着发言的崔世安亦没有看稿，发言1分20秒。

参考习近平面对安倍读稿，再到进博会「疯狂宇宙」，

现在面对下属，更明着拿小抄，让人怀疑他心理出现问题，面容疲惫。

反观李克强重新活跃，李克强出席新加坡工商界欢迎晚宴并致辞前，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为李克强做球，提出了一个小请求：希望李克强发表致辞时能够“不用讲稿”。

“李回答‘客随主便’！李克强也希望以此表达对新加坡的尊重：不用讲稿，用‘心’讲话。”李克强的开场白引发现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此场景发生在当地时间11月13日晚，李克强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中华总商会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并致辞。来自新加坡工商界千余人出席活动。



李克强这是打脸习近平，逼习一尊放权吗？

政审你大爷----中共全球秒删文共赏

作者:红拂女

重庆高考报名要政审的事儿火了，我一听，又乐了:有些东西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国很多政策荒语绝伦，但制定者为自己辩护起来总是振振有词，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高考报名要政审? MMP，大学是你家开的吗?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花纳税人的钱在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

再说，这道德品质恶劣是怎么界定的?申请信息公开，要求知道有没有签过放弃唐努乌梁海领士的条约，算道德品质恶劣吗?道德品质恶劣与否，谁有资格来界定?制定这种规定的脑残，你丫自己的道德品质过关吗?这国有道德品质罪吗，有道德法庭吗?一边昭告天下要依法治国 ，一边私下里对纳税人的孩子进行道德审判，取消他们的高考报名资格，这事儿不荒谬吗?

说一干道一万，只要我们的孩子没犯罪，凭啥取消孩子的高考报名资格，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你们制定这种脑残规定的时候，直过宪法吗，问过纳税人答应不管应吗?你丫的工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纳税人掏钱付你工资,是让你为人民服务来着，不是祸祸人民来了。动不动就取消这个剥夺那个,这个收费那个涨价，不就是因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吗?者以为老百姓的一切都是你们恩赐的,忘了你们的一切都是纳税人恩赐的。

连五代十国的后蜀皇帝孟昶都知
“尔俸尔禄，民服民
“下民易虐，上天难欢” ，那意思是当官的吃的是老百姓的饭，要知道感恩，欺负老百姓狠了，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在21世纪的今天，你们还不懂这道理，是脑残还是心坏呢? 重庆的教育官儿一看这事闹大了，出来否认说没政审这回事，“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越抹越黑了，“思想政治的考核” ?这是在治思想罪吗?如果思想有罪，那全国人都可以入罪,谁思想有问题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吗?

看过《肖申克的教赎》的瓜友可能都还记得，安迪辅导年轻犯人汤米考大学的事儿。犯人也可以考大学?没错，在美国，犯人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部分表现好学业优秀的几人甚至可以中请联邦佩尔助学金接受大学教育，美国有专门的监狱教育，对犯人进行R业技能和基础文化教育等等。不仅美国，欧美国家都有类似的监狱教育系统。

有人可能会质疑说犯人凭什么接受教育，这不是在变相奖励犯罪吗?不是。欧美国家推行监狱教育，是因为犯罪率高的人群往往也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此他们认为让犯人接受教育,刑满回到社会后，二次犯罪的概率会大幅降低。

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英国司法部的统计显示，有了监狱教育后，二次犯罪率降低了一半以上,从而为司法系统节省了大量预防犯罪和起诉罪犯等等的开支，也就是说监狱教育替纳税人省了钱，也提高了纳税人的安全保障，监狱教育，一方面拯救了犯人的后半生，方面保护了纳税人的钱袋和安全。相信犯人也能通过教育洗心革面,是人道至上的文明理念，绞尽脑汁为纳税人减负、对纳税人负责，是饮水思源的现代执政理念。说白了，人家的政府，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是谁养活了谁，谁该为谁服务。

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商人，通过教育让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社会发展责献-己之力,也出幸福快乐的自己，连犯人接受教育洗心革面，是人道至上的文明理念，绞尽脑计为纳税人减负对纳税人负责，是饮水思源的现代执政理念，说白了，人家的政府，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是谁养活了谁，谁该为谁服务。

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育人，通过教育让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社会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也活出幸福快乐的自己。连犯人接受教育后都能洗心革面，更何况还处于思想成长期的孩子?以思想政治审核的名义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与目的?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信心教育好犯人，N个自信的你们倒没信心教育好孩子吗?
以思想政治审核的名义到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说白了就是把公民该有的权利当做奖赏与筹码来控制孩子脑子里想什么。孩子连思想的自由都没了，还会有创造力吗?难怪泱泱大国十四亿人口却造不好一个小小的芯片，造不好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尖。也难怪国产骄做华为手机竞然是日本人研发的。

有些东西，长点心吧,别老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把全国人的利益和权利踩在脚底，把干千万万人的命运当儿戏，当心“上天难，装逼遭雷劈
政审,审你大爷！

这才是高级黑：巴基斯坦电视台长误把总理去北京变去乞讨被开除

深陷债务危机之际，巴基斯坦新总理北京时间11月2日访华，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犯错，改写了总理的演讲辞电视新闻播放字幕。

据11月8日报道，巴基斯坦国内债务危机重重之时，新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于11月2至5日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 

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台（Pakistan Television Corporation, PTV）在近日报道这名自今年7月上台以来，将中国作为其第二外访国家总理访华的新闻时，打出的字幕中竟将坐标“北京”误标成“乞讨”，引起巴国舆论热议。

在新闻播放过程中，PTV将地点说明文字的“Beijing”（北京）错打成了英语单词“begging”（乞求）。PTV已因新闻播放失误事件进行公开道歉。

英国路透社11月7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当局在事后已宣布开除了该台执行台长穆哈马迪（Hasan Immad Mohammadi），但巴政府信息部自辩称，上任台长不久便被去职的穆哈马迪与该争议事件无关。

他骂半辈子美国，带着全家移美，培养出谷歌创始人

1959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展览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当赫鲁晓夫给尼克松展示完苏联先进的武器之后，尼克松给赫鲁晓夫展示的是一间有着各种电器的美式别墅的厨房。两个人以自己的后代作为赌注，赫鲁晓夫说他们会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尼克松则认为他们会生活在资本主义中。

从那时开始，这个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就在各个方面都展开竞赛，你发一颗卫星，我就发射飞船，你载人上天，我就登月，为的就是证明自己才是世界的老大。为了把自己已经全面“超越美国”这件事传播出去，苏联人找了一批专家，每天在那里给出各种数据。比如莫斯科的物价比美国便宜，苏联人的幸福感比美国人高出19.7%等等。骂一个人是王八蛋别人会不服，但如果你通过一系列的计算，算出这个人是王八蛋，别人多少还会蒙圈一下。

这其中有一位叫做米哈伊尔·布林的专家，他的工作，就是专门计算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高得多。

米哈伊尔·布林，苏联犹太人，数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原本的理想是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然而，由于他是犹太人，苏联的物理研究部门不可能让他进入，只好改行去做数学家。

“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被迫放弃了当宇航员的梦想。在苏联，尽管法律和官方上都声称并没有反犹太主义；但在现实中，苏联却将犹太人排斥在高层的专业人士外，犹太人也因此被物理学部门排斥……”米哈伊尔因此在报考大学时将其主修科目改为数学。尽管他每次都有A的优异成绩，但他说：“在研究所仍没有人特别注意我，只因为我是一位犹太人。”

这是在苏联，个人无法对抗体制，米哈伊尔·布林也认命了。

他安心在计划委员会一遍一遍地计算着，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高出多少指数，美国终将完蛋等等，每当他看到自己的计算结果被报纸引用，还会感到一阵自豪。

但是一次出国访问，彻底动摇了他的信念。他去波兰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结识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专家，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他发现，国外的数学家从来都不去做那样无聊的计算。“我的研究成果在他们那里就是个怪物”，这是米哈伊尔·布林最大的震撼。

紧接着，他想到了即将到入学年龄的儿子，在苏联，儿子也将和他一样，即使成绩优异也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最大的成就就是去计算一些无聊的数据。他不能让儿子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干着这样的工作，于是，他下定决心，离开苏联，移民美国。

1979年5月，米哈伊尔·布林带着妻子和年仅6岁的儿子移民去了美国。20年后，米哈伊尔的儿子在美国和自己的博士同学创建了一家公司，名叫谷歌，他，就是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

我离开苏联，主要就是考虑到了儿子的前途

谢尔盖·布林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成就，和父亲当年的决定密不可分。当时苏联人想要移民美国，并没有那么容易，为此，父亲米哈伊尔·布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要说服自己的家人。当他刚有了移民想法的时候，家里人是不支持的。“我是当时家中，唯一认为移民是一重要决定的人”。

米哈伊尔·布林说。他将自己在国际研讨会上的见闻说给妻子听，并用儿子的未来作为筹码，最终，妻子被说服，同意了这个决定。他还要去做母亲的工作，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十年的母亲，更不愿意离开。当他到出入境管理机构去申请移民之后，他立马就被裁员，在学校教书的妻子也失去了工作。

在等待签证下来的漫长日子里，他们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靠着打零工来维持生活，而且，他们并不知道签证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如果苏联不批准，那么他们既不能去美国，也不能在苏联找到稳定工作，这真是一场冒险。就在这样的不安中度过了8个月，他们一家人的签证最终还是下来了。后来谢尔盖·布林回忆这段日子，说：“我知道等待出境那段时间是一段相当艰苦的时光，我现在也十分感激当时我们仍决定移民至美国。”

来到美国之后，米哈伊尔·布林在马里兰大学的数学系任教，妻子叶夫根尼娅则为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飞行中心工作。苏联又有两位人才流失到了美国，同时，一位未来的互联网天才，也跟着他的父母来到了美国。在美国，谢尔盖·布林开始正式上学。由于家庭的熏陶，他的知识面远远超过了同龄人，在就读小学一年级时，谢尔盖就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当场就把老师给镇住了。

那个年代，个人电脑才刚刚起步，拥有一台电脑简直是一件奢侈品。他的父亲又再一次体现了远见和对教育的重视。咬牙买了一台售价600美元的电脑（80年代的600美元也是不小的数字），在他9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正是比同龄人更早接触到了电脑，谢尔盖·布林才为日后创建谷歌打下了基础。

对于儿子日后成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创始人，身价400多亿美金的商业钜子，父亲米哈伊尔·布林是有些意外的：“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过布林会成为一名产业钜子，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最后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然最好是像我一样成为一名教授。”

在米哈伊尔·布林一家移民美国的12年后，曾经和美国“肩并肩”的苏联轰然解体。无数吃不饱饭的前苏联教书，跑到世界各地去找工作，而美国正好敞开大门，接收了最多的教授学者，为自己的人才库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就连当初和尼克松打赌“自己的后代究竟是会生活在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他的小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1996年也移民了美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这些被迫移民的教授相比，当初米哈伊尔·布林为了移民所受的苦，就不足道了。

如果不是米哈伊尔·布林当初的远见，而是一家人留在苏联这座大厦坍塌的最后一刻才被迫出走，那可能仓皇之间，找不到现在这么合适的归宿。一个又一个的移民故事告诉我们：追求一个自由、安全、开放的生活环境，值得人们为之付出艰辛和努力，因为回报也是丰厚的，这样的回报可能福泽好几代人。

當中國將自己打造為發展中國家債權人之日，就是中國稱霸之時

中国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援的背后掩藏着的真正目的即：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机构和治理体系，以取代西方机制。当中国将自己打造为发展中国家债权人之日，就是中国称霸之时。

巴基斯坦提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新的贷款展开谈判的要求之后，华盛顿有关方面的专家们便向当局表示：巴基斯坦方面的债务水平并不清晰。主要原因是自该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接近之后，巴基斯坦受益于北京方面低回报的援助所致。

像伊斯兰堡一样，许多非洲国家正在经历着相同的命运。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曾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出警告说：中国开发银行慷慨的租赁行为并非“免费的午餐”。即使其提供援助的条件往往低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的要求，但中国方面迟早会索要一切。

到了这个时候，过度负债的现实才将显现。至2017年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5%，三年内增长幅度达40%。中国似乎成为第一大债权人。报道以莫桑比克为例指出，该国宣布还债违约时坦承：同时还欠有由中国公司承保的近20亿欧元的隐藏债务。在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相同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例子表明：中国造成了许多国家的依赖。安哥拉接受了中国2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以该国碳氢化合物资源偿还；陷入危机的委内瑞拉情况雷同，委内瑞拉以石油偿还部分款额为条件，接受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贷款。

默克尔妥协了，收不回成本也要买美国天然气

据《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提出，愿意向美国液化天然气（LNG）开放德国市场大门。长期以来，德国因坚持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而受到美国施压。此举被视为默克尔向特朗普的一次重要妥协。

据知情人士透露，默克尔在本月的一次早餐会上向议员们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出资开发德国北部汉堡地区的天然气运输码头项目，预算达5亿欧元（5亿7千6百万美元）。

彭博社报道了更多细节：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 Ltd。）和中国交建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将联合开发。码头最多能处理德国15%的进口天然气。《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化工巨头陶氏杜邦（DowDuPont）也提供了支持。

该项目已被拖延多年，因德国一直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并对从美国进口兴趣寥寥。麦肯锡数据显示，去年，俄罗斯为德国进口天然气贡献了大约45%，份额比前一年增加了近4%。美国卖出的天然气先要通过海运，然后需要专门的码头设备来装卸，储存和运输。这使得美国气的价格比俄罗斯的高出大约百分之二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该问题上向德国及欧盟施压。自2017年的G-20峰会开始，他就向欧洲国家表示，希望能让美国公司更方便地向东欧地区卖气。今年，他先是在北约峰会上批评德国因能源问题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又威胁“谁跟俄罗斯建‘北溪2号’管道就制裁谁”。

默克尔2017年曾向特朗普表示，不要觊觎德国的能源市场。不过随着今年7月欧盟同意进口更多美国天然气，她的态度也开始逐渐松动。8月，默克尔宁可受随员被拒签的气也要拜访阿塞拜疆，就是为了探讨从阿塞拜疆进口能源、减少对俄依赖的可能性。

一名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是基于德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迫于美国压力。

不过有德国和美国官员表示，柏林此举意在缓和美国威胁制裁“北溪2号”项目的压力，该管道线路将使俄罗斯运往德国的天然气产量翻一番。

在那次早餐会上，默克尔告诉议员们这并不是“妥协”，而是一项得到长期回报的“战略”决策。可她也承认，联邦政府恐怕不得不长期支持这一项目，并做好在10年内都不能收回成本的准备。

马化腾焦虑了 深夜惊现知乎，问了一个问题

10月24日消息，今天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知乎上的提问引发了热烈讨论。

截止发稿时，这个提问已经获得了391个回答，带来1.3万的关注者和将近67万的浏览量。其中一名名为“半佛仙人”的回答者从“斯格明子霍尔效应与互联网数据存储”这个点上对于马化腾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

他提到：

没有意识到基础研究重要性的企业，会失去未来，例如中兴。

所以我们不得不，也必须大力投入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的投入是需要几十年不间断，这里面需要政府，也需要社会资本，政府上百亿砸进芯片领域，马化腾本人几十亿赞助成立西湖大学，各个大学都在做青少年基金，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实。失去应用，失去很多；失去基础，失去一切。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未来。

他还在其中提到了腾讯本身，还有和腾讯同处于深圳的华为，来解释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基础科学在当今社会往往被应用科学所吊打，因为很多人都不理解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电磁理论的麦克斯韦方程，我们就不会有收音机、电视机、手机、GPS。我们甚至不会有因特网和有线电视，因为电缆光纤的设计也要靠麦克斯韦方程。

如果没有量子理论的薛定谔方程，我们就不会有半导体工业，进而也不会有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手机、电视机、LED照明，以及一切电子仪器设备。

如果没有凝聚态物理发现的巨磁阻效应，我们硬盘的容量将最多是4GB，而不是现在看到的TB级别。

华为占尽5G先机的polar，也是应用了土耳其科学家的基础科学突破。

腾讯为了能将自己的数据赋能全业务，也自建了基础科学实验室，各大高校挖人，每年投入的资金不设上限。

另外一位知乎用户“霍华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表明自己是基础科学的悲观者，并与刘慈欣持相同的态度：基础科学已经停滞太久。低垂的果实已经被采集殆尽，高悬的果实如受控核聚变不知道要多少代价才能采到，其成本甚至可能高于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

有意思是的，刘慈欣也即将像马化腾一样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根据知乎方面的解释，这是知乎发起全新一季互联网十问“互联网洞见者”活动。

从10月24日开始，知乎站内上线专题页，将邀请十位科技互联网领域的知名人士每天提出一问。此次参与提问的前三位提问嘉宾依次为：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刘慈欣。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于24日在知乎提出了近期他最关心的问题：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创新，会带来哪些改变？。

这也是马化腾时隔六年之后再次在知乎上发问。

七年前，马化腾开始在知乎上活动，当时他关注了很多内容，其中话题包括：微信、知乎产品改进，而问题包括：与李国庆对骂的大摩女们究竟是谁？乔布斯教给人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心目中一家好的咖啡馆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

六年前，马化腾关注了话题：苹果公司、用户体验，同时发出了第一个问题：整个人类处于互联网发展的哪个阶段？下一个十年，互联网升级的大致方向在哪里？

10月24日刚好是程序员节，而马化腾本身也是程序员出身。他还是一名天文爱好者，一直长期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他捐赠未来科学大奖、科学突破奖等科学奖项，向武汉大学、深圳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等进行资金捐助，还在2018年“两会”上建议设立“青少年科学发展”专项基金。

腾讯公司本身也持续投资于未来前沿基础科学，先后成立包括AI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和量子实验室。此外，腾讯还连续6年举办WE大会，并且曾在2017年的WE大会上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进行演讲；今年的WE大会依然是腾讯在年终的重头戏。

在今年的一些论坛会议上，如今年5月6日在未来论坛，马化腾在演讲中呼吁加大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投入；在8月23日的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放弃在科技赛场提出‘世界波’的梦想”；在9月17日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他表示，“人工智能是一场跨国科学探索工程”。

再教育营暴露了共产党对维族人的恐惧

中国政府终于承认在新疆设有再教育营，德国电视一台、《南德意志报》等重要媒体立即对中国信息政策的变化进行了报道。但新疆维族自治区主席扎克尔称再教育营是免费职教中心，则遭到德国媒体的批评。德国已停止遣返维族难民 。

《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北京很长时间里不承认设有针对穆斯林的再教育营。现在，北京终于承认了，但阐述的理由却荒诞离奇，说隔离营同时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榜样性机构。但若要向国际观察家们示范一下改造营，北京却又不干了。人权活动家批评中国关押维族人，是要给他们洗脑，消除他们的宗教和族群身份，让他们同化到中国的大群体里。但新疆二把手扎克尔自然有另一种说法。他把隔离营说成是职教中心，还说职教中心的学生在恐怖和极端主义行动框架内犯有很小的罪行，在职教中心终于获得了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能力。至于学生们必须穿隔离营发的制服，而且不能回家，扎克尔则没有加以说明。美国国会要求制裁隔离营负责人的声音越来越多，多个伊斯兰国家也对新疆局势提出了批评。这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中国现在就新疆隔离营展开宣传活动，应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初将再次着手处理新疆问题有关。

《明镜》周刊指出，中国先是不承认有再教育营，现在则尽快让隔离营合法化。先是政府数天前修改法律，把拘禁维族人合法化。然后新华社发表了对新疆主席扎克尔的一个罕见采访，让扎克尔表白这一“自由的职教中心”是合法的，是反恐举措，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环境和土壤，将暴恐活动消除在未发之前”。中国在有关隔离营的信息政策上显然改变了航向。维族人的袭击谋杀行动确实经常出现，在北京也出现过。但自数年来，维族人的大袭击谋杀行动未见登报。 

《图片报》报道说，扎克尔说隔离营有篮球场、图书馆和电影院，免费饮食富有营养，睡觉的地方配有收音机、电视、空调和浴室。他说的跟现实显然没有关系。曾被拘禁者透露说，隔离营里充满威胁、强迫和酷刑。一位曾被拘禁者向《华盛顿邮报》透露说，被拘禁者得数小时唱共产党的宣传歌曲，学习习近平的著作。谁拒不参加，就不给吃，不让睡或坐。“他们给你洗脑。你必须变得像个机器人。”另一位曾被拘禁者向英国BBC电台透露说，他被迫坐老虎凳，不许睡觉，被吊起来数小时，而且被殴打。还有人透露里面有水刑。新疆人口将近一半是维族人。2009年维汉冲突时，死了200人。当时，北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暴动镇压下去。打那以后，维族人就受到超级监视。连买刀都得把买刀人的个人数据刻到刀刃上，才允许买刀。再教育营清楚地显示，共产党对追求独立的维族人是何等恐惧。

习近平的政绩，香港的灾难，必蚀大本的港珠澳大桥

只不过五日之前，即10月17日香港官方的香港电台报导，特首林郑月娥回应传媒时，仍声称自己「未获得通知」港珠澳大桥何时通车；到3日后即10月20日，亲共阵营开始传出习近平南下的消息，香港特首就突然「被通知」这条原定香港出资50.2%，最终出资42.9% 的「港珠澳大桥」，会于10月23日举行通车仪式，然后消息传出深圳全市突然禁止空拍，珠海有物业管理公司贴通告，说因为通车仪式要禁止楼宇装修，直至10月31日为止；说明这条纯为政治理由而建的大桥，由始至终都是政治凌驾安全与专业，在一切都未准备妥当下，为帮习近平「冲喜」而提早通车。

连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党民建联，其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在10月21日的城市论坛也表示，对目前大桥的配套「忧心忡忡」，指目前屯门至赤鱲角的连接路尚未通车，港珠澳大桥来香港，只能单靠一条青马大桥，一旦发生事故，就只会「死路一条」；而更荒谬的，就是大桥的香港管制区的泊车位竟只有650个，远比起澳门的3000个为少；而目前除了在三地做大生意，抢买三地长期牌照的权贵之外，大桥并不容三地的私家车通行三地，因此无论是澳门人开车到香港，或者香港人开车到澳门，也不容驶入当地，而必须在管制区（口岸）转乘；香港政府只建650个车位，究竟是完全低估需求，还是说明大桥每日只供数百架车使用呢？如果只靠巴士以至如此少量的私家车，这过千亿的工程又如何回本？

更荒谬的，是驾驶者使用这条「港珠澳大桥」竟要「过五关」，根据香港运输署的资料，预计办理手续要12个工作天，要向香港、澳门与中国大陆同时申请或报备许可证；在得到许可证后，还要预2-7个工作天，找保险公司提供「三地保险」投保，再在出发最迟12小时前，在澳门的指定网上平台预留停车泊位；单是许可证的费用已达$540港元，短期7日保费约$400港元，过桥费每次150人民币，澳门人工岛泊车费每12小时175港元，即单是一架香港车驶去澳门，只停留12小时不过夜，就要花最少$1500港元，以至提前近半个月申请，这种极度费时失事的做法，正说明即使不谈「政治」，不谈大桥的安全，单是设计以至管理上的错误，都已经完全令这条桥必然蚀大本。 其实大桥弄至如斯田地，就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结果。大桥由香港赤鱲角对开的人工岛出发，直达澳门对开的人工岛，原本简化为「港澳大桥」，有如深圳湾大桥般，把跨过的海域一如船只无害通过领海，或直接把桥面列为香港或澳门的司法管辖权，就一了百了，因为明明车辆未抵人工岛之前，根本无法进入澳门，更不会去到更远的珠海；偏偏大陆方却要把这些海域视为「珠海」的范围，然后政治挂帅变成开车去澳门，也要向珠海通报，把原本大家买一份对方的保险，变成要买三地保险，正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香港与澳门都是左道行车，港澳两地的交通都是「左上右落」，大陆为了体现「政治主权」，既要在桥上用简体字而不用正体字，更要令港澳两地的车辆，改在桥上行大陆的「右上左落」的相反方向；于是同一架车由香港去澳门，或者由澳门去香港，即要先由「左上右落」，转成「右上左落」，再转成「左上右落」三次；而且大桥只收香港与澳门都不使用的人民币；这种完全不以方便为本，不以利民为本，只为「政治正确」去一国压倒两制的做法，正说明了中共近年的倒行逆施，而结果就是政治压倒经济，大桥必然蚀大本收场。